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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海之滨的小渔村，再到人口超过2000万的一线城市，40年间深圳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奇迹。造就深圳奇迹的源动力究竟是何？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改革开放始终是深圳最大的软实力，坚持创新、敢为人先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这种城市精神犹如一块无形的磁石，源源不断地将人才和资源吸引过来。
在“双区驱动”驱动的背景下，对标国际，放眼未来，深圳又该如何谋求突破？近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区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或会被复制，而特区功能的精髓在于创新和先行先试，这种敢为人先的基因会贯穿深圳发展的始终，也一直为深圳所坚持。在和其他湾区城市甚至是各个区域的联动上，深圳将创造更多合作机遇和空间。同时，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探索深圳和港澳、和湾区内其他城市之间的要素便捷流动，也被视为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在未来的国家发展大局里，深圳仍然担负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深圳奇迹”的动力和源泉：因改革而生、敢闯敢试、城际协同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功能不在于建了多少楼或创造多少产值，关键是在多方面的创新和先行先试。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特区”都借鉴了中国的“特区”模式，力图在发展和改革过程里取得突破。
南都：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40年间经历巨变。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它的经验和成功是一个怎样的形成过程？记忆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片段或场景？
樊纲：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一大亮点，或者说是一大经验。
十几年前世界银行开过一个小型研讨会，总共十来个人。那时候世界银行的重要使命是发展非洲，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如何发展非洲。会议期间世界各国的代表，特别欧美的专家先讲了很多道理。
我发言的时候提到，发展非洲，得搞“特区”。提到“特区”这个话题以后，在后面的时间里，大家也都基本上在讨论“特区”。那时候，大家知道中国搞了特区，中国的“特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突破作用。那些专家也能够在讨论的过程里，马上深入和接触到最关键的一些问题，比如它跟地方政府是什么关系，在国际上是什么关系，是否“飞地”等等，讨论得蛮深入的。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搞了“特区”，包括非洲、亚洲、拉美等各个区域的国家，有的做得深入一点，有的做得比较表面一点，但多多少少都借助了中国的“特区”模式，力图在发展和改革过程当中取得突破。
郭万达：我是1992年第一次来到深圳。站在上海宾馆门口，眼前的深南路还是一条土路。今天的深南大道完全是另一番景象。40年里深圳经历巨变，可以说是沧海桑田。
当然这只是一个城市面貌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城市本质也发生了变化。
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现在成为一个创新、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正因这份活力，深圳特区的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和想象空间。在当前的全球城市竞争中，深圳也占据一席之地，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的发展，甚至包括民生幸福、法制城市、营商环境的改变等方面。在硬环境和软环境上，我觉得深圳经过40年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南都：大家提到深圳，可能都会想起“深圳奇迹”、“深圳样本”。从全国发展的视角来看，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其成功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樊纲：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这些年所发挥的功能、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楼，创造了多少产值，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的特区功能。而特区功能最根本的一点则是创新和先行先试。先行先试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包括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政策。
过去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多个方面尝新、创下先河，比如在制度创新，如何发展民营企业、吸引外资等等。到现在，很多特区的经验已被其他地方所学习和采纳。不管全国各地是否都采用了深圳的经验，这些做法能首先在深圳被创新出来，这是深圳的功能，也是深圳的贡献。
郭万达：当谈到深圳奇迹、深圳故事、深圳样本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独特的感想。深圳靠改革开放而兴，靠改革开放而起，靠改革开放成为一个创新型城市。在我看来，这是成就“深圳奇迹”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敢吃第一个螃蟹，从民间到政府，这种精神和基因始终是存在的。今天大家说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意味着深圳不光要起到示范作用，还需要发扬这种先行精神，需要大胆往前走。
第三，从地缘位置来说，深圳毗邻香港，香港本身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直到今天，在很多城市发展的方面，香港还是深圳的老师，包括城市管理、教育等各个方面。我认为深港之间在很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并进一步通过合作融合发展。
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成就“深圳奇迹”的动力和源泉。
二、对标全球标杆城市在于能否拥有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特区模式可能会被复制，但特区功能应该坚持。跻身全球标杆城市，深圳还有很多方面要闯要试。
南都：深圳特区成立40年周年，其实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深圳特区的未来应该怎么走，接下来如何保持自身特殊性？在未来，“深圳模式”能够被复制吗？
樊纲：到目前来说，很多特区的经验，已被其他地方所学习和采纳，甚至有观点认为，特区的模式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别。深圳作为特区，今后应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特区模式是一件事，特区的功能又是另一回事。特区模式在于创造经验，让其他城市能有不同的制度来加以借鉴和参考，并对好的经验逐步扩散。
特区模式可能会被别人复制，但是特区功能应该坚持。这里的关键也在于深圳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能不能继续创新，做好先行先试。
我们的国家还有很长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科技发展、民营企业发展、法制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闯要试、要先行一步，这也是特区精神的内核所在。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同时也在建设先行示范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比如拥有地方立法权，能在某些方面直接采取政策，不需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有很多领域需要顶层设计，但确实有很多东西是深圳先行先试的。我们寄希望于深圳，能够去突破旧体制的束缚，继续创新。我相信在未来，深圳在国家发展中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郭万达：我觉得一个城市发展的模式不能完全去复制，或许基因是可以复制、继续传递的。深圳的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容易借鉴，因为每一个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的内外部的环境不同，不能完全用深圳的过去经验，去面对现在碰到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学习的，或者甚至可以复制的，就是敢为天下先、始终坚持创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精神和理念。这也应该是我们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区域在发展中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成功经验。
南都：在“双区驱动”的背景之下，对标全球标杆城市，深圳要走国际化道路，您对此的理解和期待是怎样的？
郭万达：深圳要往前走，能否成为一个全球的城市，特别是一个全球标杆城市，很大程度上在于能不能拥有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我觉得这方面不仅为很多企业所关注，也是很多老百姓所关注的。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可预期的、透明的营商环境，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政府服务优质、法治上公开透明。在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上，深圳在过去其实也形成了一定经验，在这个方面有所发展，之前叫营商环境1.0和2.0。
现在所要达到的3.0就代表着水平更高的营商环境，透明度更大、政府服务更好、发展质量更优。从这个角度来看，营商环境本身就是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城市的竞争力。所以营商环境的优化，是未来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现在政府进行改革工作里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三、联动其他湾区城市 深圳正编制有关都市圈的规划
打造深圳都市圈、深化深港合作，这些举措都将成为深圳和其他湾区城市甚至是各个区域互动的良好机遇，同时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发展空间。
南都：刚刚提到，深圳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深港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在您看来，未来深港关系的发展重点会放在哪些方面？
郭万达：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圳有了自己的民营企业，到今天，在一些科技领域、产业发展方面也走在了前面。香港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比如有在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学，教育质量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本身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我觉得深港之间仍然有一个互补发展的空间，比如说在产业上，深圳的制造业有优势，产业链很长；香港本身有科技成果。深港之间在科技创新上结合起来，形成研发+成果转化+制造，这样对香港来讲，也能延伸产业链。对深圳而言，也能够获得更多的科技人才和更多的国际开放要素。
未来的深港之间关系，将从一般的合作，到高质量的合作，再到融合的发展。两地的来往增加，要素流动更便捷，其实也是超大城市之间的联通。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联通发展，对两地都有利好，在全世界也极具竞争力。
南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里，城市群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除了深化深港的合作关系以外，深圳和其他城市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关系？
郭万达：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大都市圈。在这个大都市圈里面，无论是深港，还是深莞惠，都是很重要的城市群。
深港是湾区发展的重要极点之一。同时深圳也正在编制有关深圳都市圈的规划，深圳都市圈主要涵盖深圳、东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我们称之为“3+2”。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深圳要跟周边的城市形成更好的分工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年代里，“单打独斗”光靠自己是不够的，不仅难以释放成本上升的压力，也难以延长自身的产业链，更无法使要素流动起来，以便带来更好的发展红利。
所以在“双区驱动”的背景下，深圳都市圈的打造、深港合作关系持续深化，这些都将成为深圳和湾区内的其他城市以及各个区域互动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发展空间。
南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种货币，这也是世界上其他湾区建设所没有的先例。在这个基础上，湾区之内其实亟须改进要素流动便捷化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郭万达：谈到要素流动，比如深圳和东莞、惠州，是跨区域的流通，有行政上的隔离，目前深莞惠之间加大基础设施的联通，包括地铁相连、公共服务相连、产业相连；另一方面，比如深圳跟香港、澳门是跨境的流通，这就涉及到很多的开放政策，涉及到一国两制。
要素流动的便捷化是一个体制和机制层面的创新。目前，要实现完全的双向流动会有难度，所以先主张单向流动，比如港澳的资本、人员如何更方便进入其他的湾区城市，深圳的一些科技人员、科研资金，如何更方便往港澳走。
另外，要素的流动也意味着标准和规则的统一，比如为什么之前很多人喜欢到香港去买酱油、奶粉，这代表香港的食品卫生标准比其他城市的标准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进行标准的提升和对接。比如说深圳的一些新产业、新经济，像5G可能比较超前，也会反过来推动香港、澳门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要素流动，在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层面怎么衔接，在未来可能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讨。要素的便捷流通需要过程，这个过程是先易后难、先简单再复杂，可能先从经济民生开始，再铺开至其他层面。
为什么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会被视为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其实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探索深圳和港澳、和湾区内其他城市之间的要素便捷流动，使得大湾区的建设既能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又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让港澳更好地融入到国家发展中。要素流动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程度的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实现大湾区的整体发展。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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