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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海之濱的小漁村，再到人口超過2000萬的一線城市，40年間深圳創造了世界城市發展史上令人矚目的奇跡。造就深圳奇跡的源動力究竟是何？因改革而生，因開放而強，改革開放始終是深圳最大的軟實力，堅持創新、敢為人先也是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這種城市精神猶如一塊無形的磁石，源源不斷地將人才和資源吸引過來。
在“雙區驅動”驅動的背景下，對標國際，放眼未來，深圳又該如何謀求突破？近期，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特區成功的模式和經驗或會被復制，而特區功能的精髓在于創新和先行先試，這種敢為人先的基因會貫穿深圳發展的始終，也一直為深圳所堅持。在和其他灣區城市甚至是各個區域的聯動上，深圳將創造更多合作機遇和空間。同時，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探索深圳和港澳、和灣區內其他城市之間的要素便捷流動，也被視為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在未來的國家發展大局里，深圳仍然擔負著很重要的作用。
一、“深圳奇跡”的動力和源泉：因改革而生、敢闖敢試、城際協同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其功能不在于建了多少樓或創造多少產值，關鍵是在多方面的創新和先行先試。世界上不少國家的“特區”都借鑒了中國的“特區”模式，力圖在發展和改革過程里取得突破。
南都：自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在40年間經歷巨變。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它的經驗和成功是一個怎樣的形成過程？記憶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片段或場景？
樊綱：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一大亮點，或者說是一大經驗。
十幾年前世界銀行開過一個小型研討會，總共十來個人。那時候世界銀行的重要使命是發展非洲，研討會的主題就是如何發展非洲。會議期間世界各國的代表，特別歐美的專家先講了很多道理。
我發言的時候提到，發展非洲，得搞“特區”。提到“特區”這個話題以后，在后面的時間里，大家也都基本上在討論“特區”。那時候，大家知道中國搞了特區，中國的“特區”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突破作用。那些專家也能夠在討論的過程里，馬上深入和接觸到最關鍵的一些問題，比如它跟地方政府是什么關系，在國際上是什么關系，是否“飛地”等等，討論得蠻深入的。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不少國家都搞了“特區”，包括非洲、亞洲、拉美等各個區域的國家，有的做得深入一點，有的做得比較表面一點，但多多少少都借助了中國的“特區”模式，力圖在發展和改革過程當中取得突破。
郭萬達：我是1992年第一次來到深圳。站在上海賓館門口，眼前的深南路還是一條土路。今天的深南大道完全是另一番景象。40年里深圳經歷巨變，可以說是滄海桑田。
當然這只是一個城市面貌的改變，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城市本質也發生了變化。
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到現在成為一個創新、充滿活力的城市。也正因這份活力，深圳特區的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和想象空間。在當前的全球城市競爭中，深圳也占據一席之地，發揮很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科技創新、新興產業的發展，甚至包括民生幸福、法制城市、營商環境的改變等方面。在硬環境和軟環境上，我覺得深圳經過40年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南都：大家提到深圳，可能都會想起“深圳奇跡”、“深圳樣本”。從全國發展的視角來看，深圳經濟特區發揮了怎樣的功能？其成功背后的規律是什么？
樊綱：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在這些年所發揮的功能、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并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樓，創造了多少產值，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的特區功能。而特區功能最根本的一點則是創新和先行先試。先行先試體制創新，先行先試包括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等多方面的政策。
過去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在多個方面嘗新、創下先河，比如在制度創新，如何發展民營企業、吸引外資等等。到現在，很多特區的經驗已被其他地方所學習和采納。不管全國各地是否都采用了深圳的經驗，這些做法能首先在深圳被創新出來，這是深圳的功能，也是深圳的貢獻。
郭萬達：當談到深圳奇跡、深圳故事、深圳樣本的時候，我覺得每一個人心目中都有一些獨特的感想。深圳靠改革開放而興，靠改革開放而起，靠改革開放成為一個創新型城市。在我看來，這是成就“深圳奇跡”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深圳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敢吃第一個螃蟹，從民間到政府，這種精神和基因始終是存在的。今天大家說深圳要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也意味著深圳不光要起到示范作用，還需要發揚這種先行精神，需要大膽往前走。
第三，從地緣位置來說，深圳毗鄰香港，香港本身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直到今天，在很多城市發展的方面，香港還是深圳的老師，包括城市管理、教育等各個方面。我認為深港之間在很多領域可以進行合作，并進一步通過合作融合發展。
我覺得這三個方面是成就“深圳奇跡”的動力和源泉。
二、對標全球標桿城市在于能否擁有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特區模式可能會被復制，但特區功能應該堅持。躋身全球標桿城市，深圳還有很多方面要闖要試。
南都：深圳特區成立40年周年，其實大家特別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深圳特區的未來應該怎么走，接下來如何保持自身特殊性？在未來，“深圳模式”能夠被復制嗎？
樊綱：到目前來說，很多特區的經驗，已被其他地方所學習和采納，甚至有觀點認為，特區的模式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別。深圳作為特區，今后應該怎么走？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特區模式是一件事，特區的功能又是另一回事。特區模式在于創造經驗，讓其他城市能有不同的制度來加以借鑒和參考，并對好的經驗逐步擴散。
特區模式可能會被別人復制，但是特區功能應該堅持。這里的關鍵也在于深圳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能不能繼續創新，做好先行先試。
我們的國家還有很長的發展道路，我們的城市化、工業化、公共服務均等化，高科技發展、民營企業發展、法制建設等方面，還有很多的事情要闖要試、要先行一步，這也是特區精神的內核所在。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同時也在建設先行示范區，確實有一些特殊的優勢，比如擁有地方立法權，能在某些方面直接采取政策，不需要經過中央批準。我們有很多領域需要頂層設計，但確實有很多東西是深圳先行先試的。我們寄希望于深圳，能夠去突破舊體制的束縛，繼續創新。我相信在未來，深圳在國家發展中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郭萬達：我覺得一個城市發展的模式不能完全去復制，或許基因是可以復制、繼續傳遞的。深圳的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容易借鑒，因為每一個城市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面對的內外部的環境不同，不能完全用深圳的過去經驗，去面對現在碰到的問題。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學習的，或者甚至可以復制的，就是敢為天下先、始終堅持創新、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的精神和理念。這也應該是我們國家各個城市、各個區域在發展中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成功經驗。
南都：在“雙區驅動”的背景之下，對標全球標桿城市，深圳要走國際化道路，您對此的理解和期待是怎樣的？
郭萬達：深圳要往前走，能否成為一個全球的城市，特別是一個全球標桿城市，很大程度上在于能不能擁有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我覺得這方面不僅為很多企業所關注，也是很多老百姓所關注的。
為什么這么說？一個可預期的、透明的營商環境，意味著企業的經營狀況良好、政府服務優質、法治上公開透明。在建設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上，深圳在過去其實也形成了一定經驗，在這個方面有所發展，之前叫營商環境1.0和2.0。
現在所要達到的3.0就代表著水平更高的營商環境，透明度更大、政府服務更好、發展質量更優。從這個角度來看，營商環境本身就是企業的競爭力，也是城市的競爭力。所以營商環境的優化，是未來深圳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現在政府進行改革工作里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三、聯動其他灣區城市 深圳正編制有關都市圈的規劃
打造深圳都市圈、深化深港合作，這些舉措都將成為深圳和其他灣區城市甚至是各個區域互動的良好機遇，同時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發展空間。
南都：剛剛提到，深圳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有賴于深港之間的良好合作關系。在您看來，未來深港關系的發展重點會放在哪些方面？
郭萬達：在發展的過程中，深圳有了自己的民營企業，到今天，在一些科技領域、產業發展方面也走在了前面。香港的優勢也十分明顯，比如有在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學，教育質量達到國際一流的水平，本身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我覺得深港之間仍然有一個互補發展的空間，比如說在產業上，深圳的制造業有優勢，產業鏈很長；香港本身有科技成果。深港之間在科技創新上結合起來，形成研發+成果轉化+制造，這樣對香港來講，也能延伸產業鏈。對深圳而言，也能夠獲得更多的科技人才和更多的國際開放要素。
未來的深港之間關系，將從一般的合作，到高質量的合作，再到融合的發展。兩地的來往增加，要素流動更便捷，其實也是超大城市之間的聯通。能夠實現這樣一個聯通發展，對兩地都有利好，在全世界也極具競爭力。
南都：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過程里，城市群的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除了深化深港的合作關系以外，深圳和其他城市應該形成一個怎樣的聯動關系？
郭萬達：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群、大都市圈。在這個大都市圈里面，無論是深港，還是深莞惠，都是很重要的城市群。
深港是灣區發展的重要極點之一。同時深圳也正在編制有關深圳都市圈的規劃，深圳都市圈主要涵蓋深圳、東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我們稱之為“3+2”。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覺得深圳要跟周邊的城市形成更好的分工合作、良性互動的關系。在這樣一個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年代里，“單打獨斗”光靠自己是不夠的，不僅難以釋放成本上升的壓力，也難以延長自身的產業鏈，更無法使要素流動起來，以便帶來更好的發展紅利。
所以在“雙區驅動”的背景下，深圳都市圈的打造、深港合作關系持續深化，這些都將成為深圳和灣區內的其他城市以及各個區域互動發展的良好機遇，同時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發展空間。
南都：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三關稅區、三種貨幣，這也是世界上其他灣區建設所沒有的先例。在這個基礎上，灣區之內其實亟須改進要素流動便捷化問題。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郭萬達：談到要素流動，比如深圳和東莞、惠州，是跨區域的流通，有行政上的隔離，目前深莞惠之間加大基礎設施的聯通，包括地鐵相連、公共服務相連、產業相連；另一方面，比如深圳跟香港、澳門是跨境的流通，這就涉及到很多的開放政策，涉及到一國兩制。
要素流動的便捷化是一個體制和機制層面的創新。目前，要實現完全的雙向流動會有難度，所以先主張單向流動，比如港澳的資本、人員如何更方便進入其他的灣區城市，深圳的一些科技人員、科研資金，如何更方便往港澳走。
另外，要素的流動也意味著標準和規則的統一，比如為什么之前很多人喜歡到香港去買醬油、奶粉，這代表香港的食品衛生標準比其他城市的標準更高，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需要進行標準的提升和對接。比如說深圳的一些新產業、新經濟，像5G可能比較超前，也會反過來推動香港、澳門在這一領域的發展。
要素流動，在體制機制甚至法律層面怎么銜接，在未來可能需要進行多方面的研討。要素的便捷流通需要過程，這個過程是先易后難、先簡單再復雜，可能先從經濟民生開始，再鋪開至其他層面。
為什么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會被視為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其實就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探索深圳和港澳、和灣區內其他城市之間的要素便捷流動，使得大灣區的建設既能遵循城市發展的規律，又能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讓港澳更好地融入到國家發展中。要素流動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更大程度的開放、更深層次的改革。在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中，實現大灣區的整體發展。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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